1973年之前，欧美国家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一直保持交替出现的态势：萧条时经济停滞而繁荣时通货膨胀。“罗斯福新政”开启了凯恩斯主义大行其道的30年，依据凯恩斯总需求管理思想，一旦经济衰退，就应当用扩张性政策消除危机。此前数十年，各国政府遵照这一理念行事且屡试不爽。但1973年之后的情况让人大为意外——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存：经济增长率普遍低于3%，而通胀率却普遍超过10%。而一向深孚众望的凯恩斯主义药方，却在此时让人无所适从——“医治一种疾病成为加重另一种疾病的手段。”很快，人们用一个奖项表达了对凯恩斯的怀疑：数十年坚持跟凯恩斯唱反调的哈耶克于1974年底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!

经过7年左右的反思，由英美两国带头，滞胀国家开启了系统性政策调整的大幕，这一次采用的是哈耶克主义药方：货币中性、放松管制和国企改革。数年后，西方各国终于走出了十年的滞胀泥潭，开启了又一轮黄金增长。很多人相信“滞胀”终结了凯恩斯时代，接下来是哈耶克自由经济思想的时代了：“世界错了，哈耶克是对的”。然而，“三十年河东、三十年河西”，在抛弃凯恩斯主义大约30年的时候，次贷危机与欧债危机又接踵而来，在面临自由经济发展的新困局时，政府果断开始救市，人们似乎又在感谢国家力量。

其实，无论凯恩斯主义的国家干预思想还是哈耶克主义的自由经济思想，在特定历史背景中均颇为合理。但是，从长期而非阶段的角度来看，经济运行中的国家干预或自由经济不应是简单的二选一：如果国家干预是绝对真理，那么计划经济就是最佳选择；如果自由经济能解决一切问题，就不会有次贷危机！由此，不如用更崇尚整体的传统文化角度来看，国家干预和自由经济有如事物之阴阳，虽性质两端却互为根基，唯有动态平衡才是最佳状态：经济面临系统性困境时，就应积极干预；而当活力迸发市场有效时，理应让市场成为决定性配置力量。

那么，又当如何从长期和整体的角度上理解十年滞胀？还是大建设的见顶效应！简要复述，大建设时代是硬件主题，核心内容有四项：基础设施、不动产、机器设备与耐用消费品。当上述需求尚未充分满足时，即便由于行业传导时滞引发供需错配，继而导致经济出现调整和波动，仍可通过调整总需求（刺激或收缩）来稳定经济。所以，此时以总需求管理为核心的政策非常有效。但是，一旦大建设的核心需求趋于饱和，此时若仍以需求总量调整为核心政策，其效力会大打折扣：既定结构下的需求得到满足后，其弹性自然趋向于零，调控手段无所凭借！比方说，电视机已户均一台，此时无论怎样鼓励电视机消费，愿意多买的人必定有限。大建设之后的转型期内，问题的关键已从总需求是否可调，转变为供需结构是否契合。换言之，旧需求结束了，新需求要来了，供给却仍是旧的，为重新实现供需匹配，经济就不得不进行系统性调整。简言之，需求调控理论并没有错，只不过当时应阶段性把调控重心从总量转为结构，这意味着不能只运用货币财政政策等总量手段，更需要结构手段！但需要指出的是，无论怎么改善调控手段，传统产业的没落与淘汰都是必须经受的。

滞胀时期的经济调整必然是艰难而漫长的，因为这是一次对重资产行业的充分淘汰，十年时间其实在所难免。告别硬件主题的大建设时代，继起的需求主题会有哪些？下面的历史案例相信可以提供一个答题思路：滞胀十年是欧美（尤其美国）服饰业又一个黄金发展时期，人们获得了如下新品牌：阿玛尼、范思哲、拉夫劳伦、GUESS、GANT、TUMI……